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2年10月）

　　张芳曼制

人民视觉

　　欧洲的债务危机、美国的“财政悬崖”、日本的萎靡不振，世界经济形势在西方国家的稀释和放纵中更加错综复杂、充满变数，复苏步伐明显放缓。反思这场发端于金融业的危机，目光再次聚焦实体经济――最终创造财富的经济形态。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

　　“寒流”来袭让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更增强了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更显全球角色特征

　　低速增长之中“一抹亮色”

　　记者：您如何评价2012年中国经济？

　　林建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中国不仅有效地应对了本次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有三个主要因素发挥了作用：第一，由于危机前的几年里所采取的稳健政策，与大多数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的状况要好得多，有能力做出应对；第二，迄今为止，中国一直把重点放在贸易开放上，而将金融一体化推迟到改革的较晚阶段。因此，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接触到给许多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破坏的有毒资产；第三，决策者做出迅速而果断的反应，通过一揽子刺激计划抵消因全球需求减弱造成的冲击。

　　傅晓岚（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教授，技术、管理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受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财政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甚至面临“二次衰退”。 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速并率先回升，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动力，这是世界经济摆脱危机、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中国应该把握时机，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寻求市场、资源和技术；另一方面，中国需求和供给的增长及其与世界经济通过贸易、投资、合作和援助的深入互动也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驱动力。

　　难撼“世界工厂”地位

　　记者：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引起部分制造业外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奈杰尔・高尔特（美国经济咨询和分析机构“环球透视”经济学家）：中国近年开始出现劳动力成本上涨，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是个潜在问题。从另一角度看，消费者有更多钱购买消费品，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从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中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一定程度上会流失到其他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美国制造业会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复苏，少数制造业从中国回迁，是由于美国更高的生产率，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在美国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回迁的制造业，主要是从事资本密集型的生产。

　　谢栋铭（新加坡华侨银行经济分析师）：中国未来完全可以在产业链上的不同位置找到自己的定位。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普遍认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短期内很难被撼动。劳动力成本只是决定制造业成本的一部分，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管理人才素质和法律法规健全性等都是影响制造业的变量。放眼世界，包括东南亚在内能够同时满足以上要素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其要形成替代效应并不容易。

　　外部保护主义逼得紧

　　记者：目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贸易争端，中国应如何应对？

　　芮效俭（美国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前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在继续增长，美国在华企业对在中国投资仍持积极态度。我认为，贸易争端的问题不应被政治化。贸易纠纷应该严格限定在它们所涉及的技术层面上来处理。中美两国有充分的争端解决机制，这既包括美中之间的双边协议，也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有不公平的行为，那么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对话平台，例如中美商贸联委会，以及两国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姚树洁（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贸易和经济结构不平衡，是目前许多国家无法摆脱危机的两大因素，使得原来一直主张自由贸易的西方发达经济体，重新启用各种贸易保护工具。应对“恶化”的外部环境，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巩固和加强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伙伴关系，在继续保持跟发达国家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加强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把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灵活而有效地结合起来。

　　（本报记者吴成良、赵明昊、赵成采访整理）

　　西方国家当自律

　　梁国勇

　　对缺乏有效监管的“自由市场”而言，泡沫的膨胀及破灭似乎是难逃的宿命。如果说应对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的政策催生了一个金融泡沫的话，那么应对2008年金融泡沫破裂的政策则催生了一个债务泡沫。但出乎意料的是，主权债务泡沫的破裂如此之快，而且首先出现在欧洲。其实，日本和美国的债务水平更高；但因为欧盟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国家联盟，有统一的货币，而无统一的财政，且内部利益差异和观念分歧都很大，所以才成为债务泡沫祭坛上的首个牺牲品。

　　以政府信用挽救接近崩溃的私人金融体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实在是不得以而为之。然而，撇开针对金融危机的应急举措不谈，发达国家其实在财政自律方面存在系统性问题。发达国家财政自律的放松有害而无益，于人于己都是如此。债务过度膨胀意味着宏观经济风险的不断累积，对债权人则意味着违约风险的不断提高。诚然，金融危机后权力空前膨胀的各国央行可以祭出量化宽松的“法宝”，但对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常规化运用无异于饮鸩止渴，其长期负面后果不容低估。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货币的主动贬值使其出口竞争力相对提高，债务负担变相减轻，而新兴市场国家则不得不吞下一剂“苦药”，面临诸如本币被动升值、债权被迫缩水和输入型通胀等一系列问题。过去十多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变化其实是世界格局演变、经济重心东移大趋势的一个方面。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主权债务的膨胀妨碍了自身经济的健康，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加大了世界经济的风险。

　　目前，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已远远超过警戒线。面对高筑的债台，这些国家应当采取果断措施，补漏船于未倾。在国内，应实施有效的增收、减支措施，防止债务持续攀升。在国际上，则应采取负责任的态度，郑重承诺主权债务不违约，特别是不谋求通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毫无疑问，量化宽松政策令债权国利益受损，有以邻为壑之嫌，理应慎用。

　　尤其是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可以继续毫不吝啬地给予其AAA评级，美元独一无二的地位也可使其继续以极低的代价轻松借款。然而，目前发生在欧洲的危机不正是对滥用这种特权和地位的一种警示吗？美国其实可以在削减财政赤字方面有更大作为。预算控制法案规定的减支措施将生效，已延期两年的布什减税面临到期，虽然两党妥协在所难免，但“财政悬崖”的逼近毕竟为解决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

　　（作者系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